报载,在浙江实行20多年的暂住证制度画上句号,新的“居住证”时代来临。持证者享受与同城市民一样的服务,在子女就读、计划生育、劳动保障方面享受到与浙江省内市民一样的优惠政策。有了居住证,可以在大病时享受政府救助,还可申请当地经济适用房。

当一个新的制度和方案出台,人们会对它寄予很高的期望,政策和制度制定者也往往会给它加上很多的“附加值”加以美化,哪怕这种附加值原本并不属于这种政策本身。虽然相比其他一些地方只是将暂住证换汤不换药地改称居住证,浙江此次推出的居住证制度还是有一些较高含金量的,比如在大病时享受政府救助、申请经济适用房等,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从纸上的权利落实到具体的现实权利,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事实上,在浙江之前,北京、上海等地也都早已推出了居住证制度,但从实施效果来看,至少对于北京地区来说,名义上的价值远远高于实际上的价值,拿到居住证的人更多的仅仅是最初得到一点心理安慰罢了。社保、就业这些问题,跟居住证、暂住证乃至户口簿都基本没有关系,人们“背井离乡”流动到另一个城市,首先就是因为该城市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较好的工作机会,在此情况下,就业事实上是迁徙的前提条件,而与就业相关的社保,基本上都是由在职职工及其单位缴纳,与地方没有太大关系。至于子女教育,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开放和中央政府要求流入地解决好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这部分问题也逐渐得到解决,与居住证的关系并不大。至于择校费,则往往牵涉到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即教育资源不平衡,这个问题解决的难度,远大于保障孩子都有学上。在北京,即使拥有北京户口,如果要跨区择校,也一样存在择校费问题。当然,有一些地方要求外来人口统统缴纳一定的借读费,它有可能随着居住证的实施而寿终正寝,这是居住证制度的一大亮点。

至于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问题,更不可寄望过高。如果政府下决心,即使不用居住证制度,也可以把外来人口的廉租房问题优先解决好,比如重庆专门针对农民工的 “阳光公寓”。反之,即使拥有本地户口,要享受到廉租房或经适房待遇,可能也要遥遥无期地排队。就以北京为例,以往政府规定拥有北京户口五年以上(现在刚刚改为三年)而且家庭年收入六万元以下方有资格申请经适房,即使条件这么苛刻,经济适用房对大多数符合条件的人而言都还是一室难求的空中楼阁。2006年,北京定向供应给危改、文保和重大工程市政建设、奥运场馆建设、城中村整治的拆迁居民的经济适用房为1万多套,但符合上述条件的有5万多户,有8万多户符合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的正在轮候,供给与需求为1:13。

北京是最早实行居住证制度的地区之一,首批3万居住证持有者已经持证3年以上,按当初承诺,今年初就应该正式转为北京户口。然而,北京先是定出必须连续3年月收入1600元以上并且必须拿出纳税证明的准入条件,后又说正式转为户口的政策还未研究,此事成为悬案,居住证制度也就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而居住证上那些纸上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则成了镜花水月。

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居住证制度都没有涉及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孩子的就地高考权利能否得到切实、平等的保障?在这方面,所有实行居住证制度的地方都完全回避了。

中国是个文字游戏盛行的国度,有时候现实的权利难落实,就往往用文字的游戏来画馅饼。但我希望浙江此次居住证制度改革动真格,能够一点一滴、切切实实、循序渐进地解决新移民的权利,尤其是最后能够完成“关键一跃”,顺利实现从“居住证”到“户口簿”的转变,或者直接在居住证上就实现移民二代“就地上学、就地高考”等平等受教育权。(作者童大焕,系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曾为《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现任《中国保险报》评论版主编)